城乡发展要有规划，但是规划也有对和不对的问题，最后用什么东西来鉴别？还是市场信号。
按照国家规划， 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要达到50万辆，2020年达到500万辆。比如，针对当前居民出国旅游的热潮，我国应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，尤其是文化内涵建设，探索建立一批超五星级景点，把游客尽可能留在国内。
当然，要使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可持续的投资热点，必须改革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。我国在淘汰过剩产能的基础上，可以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，引入国际上最先进、环保的生产能力，使生产技术、产品质量得到升级。一、投资依然有较大潜力 我国在环境保护、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。类似的，2014年中国进口铁矿石9.3亿吨，以每吨进口节约100美元计算，铁矿石进口也有望节约外汇资金近千亿美元。可见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很大。
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，那就是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。只要我们善加驾驭投资、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，中国经济仍可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。问责的目的是惩前毖后。
2009年美国救市的时候，很多股票PB（市净率）跌到一倍以下，而中国现在的平均PB在三倍左右。可见，本次股灾，政府救市时机显得仓促，出手之后的手法又显得任性。随着泡沫的演进，各类财务造假、信息误导、内幕交易、股价操纵层出不穷，进一步冲昏了散户的头脑，但证监会的执法显得既迟缓又缺乏力度。这种不稳定在股票市场体现的尤为显著，从英国的南海泡沫、荷兰郁金香泡沫、美国1929年泡沫、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、2008年次贷危机，都是经典的案例。
我们不能不讲话了，于是发表了《人民日报》特约评论员文章，是证监会同志起草的，讲了三个道理：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。第六，为避开股市下跌，居然出现了超过半数上市公司停牌的奇观。
中国股市的问题并非市场化太彻底了，而是因为它的市场化太初级了。融资融券固然加大了暴跌的力度，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一风险，当初就不该引入这一机制。人造牛市的危险性 人造牛市有何不妥？因为它既难以达到刺激消费、拉动经济、去杠杆的政策目的，又会制造新的风险，甚至威胁社会稳定。第三，监管者要摒弃父爱主义情节，恪守裁判者的本份指责。
这等于宣布已经达成的交易无效。这时候，投行人士找到了两个概念：改革牛、互联网＋。疯牛意味着暴涨暴跌，在这样的起伏中，股市难以对消费和经济带来刺激效果。截止7月7日，证券公司场内两融余额为1.6万亿元，较6月中旬2.27万亿的高点已有所回落，但仍较年初水平仍增57%。
但是政府不断的表态和救市举动，让不少投资者产生了错误的判断，选择了留下，错失了逃离灾难现场的机会窗口。当然，证监会本来可以在行情大涨时对杠杆进行逆周期的调节，但没有这么做。
是有涨必有落，落的时候，政府不会托市，也托不起这个市。现在投资者每天最需要花费心思研究的，不是市场规律，而是猜测政府下一步怎么做。
证监会不应该关心股价高低，更不应该影响股价走势，最不应该干预市场参与者的微观行为。换言之，中国将付出沉重的声誉代价。救市应该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进行，不宜随意破坏法律和规则的严肃性，更不能为民族主义、民粹主义所绑架。由于政府既可以信心喊话，又可以动用财务资源救市，实在不行可以修改规则，所以从理论上讲政府总是可以成功救市的。最近几个月，股民以每周百万的数量跑步入市，已开立A股账户的投资者达8993万。笔者认为，对此轮股市暴跌，政府似乎有些反应过度，而一贯的风险厌恶和维稳压力则是驱动因素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系列概念持续为投资者增加信心：一带一路、亚投行、人民币国际化、自贸区……。在监管部门压力下，21家证券公司宣布将出资不低于1200亿元购买蓝筹股托市。
如果我们对救市的成本和负作用视而不见，即使救起又如何？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：政府重手救市，是否真的帮助了散户？其实未必。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泡沫，既有所有泡沫的共性，也有其独特性。
股市要是出问题不得了。证监会的缺位与越位，也成为了人造牛市的助产护士。
股市风险自负，政府管不了。从目前情况看，政府决定出手救市，或许两者兼而有之。即便成功救市，硝烟散尽，我们却付出了高昂的制度成本：法律的严肃性受到伤害，监管规则给人留下可以随意修改的不确定感，投资者风险自负观念倒退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重归模糊。市盈率高，愿意上市的公司自然会多。
一旦停牌，等于股东的资金被冻结，可能导致很多投资者陷入流动性困境。审批制导致的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丧失，是股市乱象之根源。
规则的随意修改，加大了在中国市场投资的不确定性。处理不好，就会导致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尴尬。
券商在救市宣言中，居然还明确了4500点的目标价位，这在全球也是一个创举，不能不说是计划经济的深刻烙印。对于救市必须极其慎重，因为这会破坏市场本身的规律，而且会引发投资者的道德风险，而投资者承担风险本应是股市运行机制的固有内涵。
即便暴跌后，中国创业板平均市盈率依然高达90倍。二是被暴跌吓坏了，担忧出现系统性风险。其次，一些救市手段显得不够严肃。这样的市场不仅令人悲哀，而且滋生了内幕交易的无限可能性，而散户毫无疑问再次成为弱势群体。
长期以来，中国市场被认为透明度低、管制多、政治风险大，此次股灾更验证了他们的成见。推动股价上涨的有三重因素：1）对于宽松货币政策的合理预期（所谓水牛）。
股市暴跌之后，证监会又被迫再度暂停新股发行。本来市场有其自身规律，随着风险的积累，会有聪明的投资者及时逃离。
我们有必要重温中财办主任刘鹤在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》一文中的警告：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，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，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，但对当事人来说，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，决策者缺乏经验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，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、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，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。中国《人民日报》文章提出的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，以及新华社七论股市，则不断强化政府信用背书，彻底瓦解了投资者本应紧绷的风险意识。